应该看到，这一进路事实上背离了1988年局部修宪时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意图，放弃了对美国式修宪方式的坚持。

[23] Wahlen v. Roe,429 U.S.589(1977).该案的主要事实是，纽约州在1972年的一部法律中规定，凡是对人身具有潜在危害的药品必须进行分类。这一法案缺经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审查后被确认违宪。

同时，在现代国家下，对个人隐私尤其是信息隐私的最大威胁也主要来自国家。[3] 参阅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1款第1句，所有人均有权利通过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表达和传播言论，以及不受阻隔地从一般渠道获取信息的权利。这部法律尽管冠名为隐私权，但在该法被并入《美国法典》第五编第552a节个人信息记录后，其保护的对象被拓展为个人被政府机关所掌控的记录系统，而记录又具体指行政机关所保持的关于个人的信息、信息集合和信息分类。在该法生效之前，一群需要长期用药的病人、医生和病人协会联合发起诉讼，认为该法的登记条款侵犯了医患关系这一宪法保护的隐私领域。与私法保护不同，公法保护的防御对象是国家，其目标是通过限制国家不当搜集和滥用个人信息，来防堵国家藉由信息处理技术大范围地介入私人生活和私人领域，从而确保个人人格在信息化时代下仍旧享有充分的自我确定和自我开展。

因此，选择先以隐私信息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重点，再将累积的有益经验逐渐拓展至所有的个人信息，是更为适宜稳妥的制度展开路径。如果说知情权的落实是为了强化公众对政府政务的参与和监督，那么信息自决权的确立则是为了防堵在信息化时代下，政府无限度地攫取个人信息并加以不当整合，从而使私人生活图像无所遁形的可能。据此，《隐私法》已不再以保护隐私为限，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诉诸隐私概念或是宪法隐私权概念，确已无法为数据时代下普遍的信息保护需求提供学理支持。

这一理论有效克服了美国法上宪法隐私权概念的偏狭和弊端，也因此更宜成为我们系统建构公法上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核心和思考基础。学者尝试根据可获得的信息水平确定更加详细的隐私权概念，并主张将搜集、整合看似无关的数据信息，并大范围散播这些信息的行为都认定为显著的侵权。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5月9日召开的全国推进简政放权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讲话中也曾提到，目前我国信息数据资源80%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受理。通过获取、汇集和整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留下的种种生活痕迹，数据技术完全能够在短期内描摹出与个人的实际人格相似的数字人格（computer persona）[1]，从而使私人图像一览无余地暴露于他人的窥视之下。

而德国法对信息自决权可限性的确认以及限制理由的归纳，也同样为我们构建多元开放又稳妥适宜的公法信息保护制度提供智识参考。第三、手段相对于相关法益具有均衡性和合比例性。

只有在对保护公共利益有所必要的程度内，国家才能对公民的信息自决权予以限制。在本案中，联邦宪法法院同样指出，在制定这些法律时，议会还必须遵从比例原则。而德国在1990年颁布的《联邦个人数据保护法》中，同样归纳出了个人在数据收集、处理和利用这些动态过程下所享有的完整的信息自决权，这些权利具体包含：个人信息告知权、个人信息更正权、个人信息封锁权以及个人信息删除权。信息自决权的本质在于信息主体对其自身信息的选择与控制，即信息主体自由地自我决定其个人信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被他人尤其是国家收集、储存、处理以及利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个人信息中区分隐私信息和一般信息，并为前者提供更高强度的保护，既可以防堵信息技术所带来的隐私风险，同样也可避免普遍、无差别保护所造成的高昂保护成本以及对信息技术发展的阻滞。这些理由提供了检视国家限制行为是否合宪的基准，也有效避免了国家藉由权利限制，而彻底排除和淘空公民的信息自决权。但许多法院至今仍采用传统过分简单化的隐私权概念。国家惟有符合这些要件始能对公民的信息自决权予以限制，而这些要件也因此属于限制公民信息自决权的合宪性理由（Rechtsfertigung）[44]。

这也导致本应并行发展的信息公开与信息保护在我国呈现明显的颇足态势。但信息公开所保障的只是公民不受阻隔地获取政府所掌握的公共信息的权利，并未覆盖公民可自我决定在何时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对外公开个人生活事实，尤其是向政府披露个人信息的权利。

宪法隐私权概念的提出最早可追溯至1965年的格瑞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 Connecticut）中，该案也被认为是宪法隐私权确立的里程碑案件。这一规定将录入指纹，作为核发居民身份证的要件，因此形同于强制录入指纹。

3.绝对保障导致的全有或全无困局 美国法上的权利观念一直以来都带有密尔式自由主义思维的深刻烙印。因反对政府无端干预公民私人生活，最高法院最终宣告了康州法律违宪。作为欧盟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发端，1995年的指令尽管表明其主要保护的自然人的个人隐私，但却通过特别是他们与个人数据处理相关的隐私权这样的语词表述，同样为隐私以外的其他信息保护提供了余地。为了法律争点判断进行的事实调查。[34] Daniell Keats Citron, Reservoirs of Danger: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Law at the Dawn of the Information Age, 80 S. Cal.L.Rev.241,265-266.转引自张民安主编：《隐私权的比较研究——法国、德国、美国及其它国家的隐私权》，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6页。2.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可以说是德国公法领域的帝王条款，其内涵主要是通过国家行为手段与目的的关联性考察，来检视国家行为是否具备正当性和合宪性。

这一认知与联邦宪法法院在此前诸多判决中的思路一脉相承3.制度性保障的核心要义及其历史渊源 旨在建立国民法治国的魏玛宪法，为何要载入上述规范条款，它们所承载的核心要义如何，其历史渊源在哪里？对此问题施米特有他独到的分析，他说：这些宪法律保障有其具体的历史根源：人们因为特定的经验而担心会发生某些特定的危险。

乌木属于自然资源没有问题，但没有哪一部现行的自然资源单行法将之纳入规范文本，并对其所有权等权属主体予以确认。人民的共同所有只是表明了国家所有的本质，不能把它理解为法权概念。

[48] 参见杨华：《海域使用权变更为土地使用权：实践及规制》，载《法商研究》2011年第3期。作为一种命令性内容相当模糊的定义规范，[36]自然资源国家所有仅仅对自然资源的所属主体作出了具有高度抽象性的安排。

从以上分析可知，绝对基本权利保护的是先于国家和宪法的自由，而受制度性保障的相对基本权利注重的是依据宪法的制度建构。注释: [1] 类似这种地方政府与乌木发现者争夺乌木所有权的事案例在重庆、江西等地亦出现过，相关资料介绍及研究可参见金可可：《论乌木之所有权归属——兼论国家所有权之种类及其限度》，载《东方法学》2015年第3期。[41]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条款属于客观法规范，国家并不对自然资源享有主观性权利，本文对此颇为认同。[14]公权说的核心要旨在于，将宪法国家所有条款解释为国家积极干预资源利用的立法权及管理权。

在绝对基本权利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施米特认为：国家并非依照其法律来授予这些权利，而是将这些权利当作先于国家而存在的东西予以承认和保护。（三）规制说 在性质上，与公权说相类似的是规制说。

而国务院及其各部委亦针对这些自然资源单行法分别制订了具体的配套实施细则。[18]第一点手段论和第二点概括的主体唯一性等特征，实乃重弹盛行几十年的有关国家所有的解释老调，豪不新鲜。

[10]还有学者认为，在法律地位、权能构造和权利外观上，国家所有权在宪法上与民法上并不存在差异，但在功能上，国家所有权确实有特殊性，它不能为国家或政府的私利存在，而必须为公民自由和自主发展提供物质和组织保障。[38] 诚然，所有的宪法规范都具有相当程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其法效果的认定与实施，需要借助下位法所建构的可操作性的制度装置。

有些规定基本权利的宪法规范仅仅只为这种权利提供一种针对普通立法的保护机制，是故，这些基本权利具有相对性，属于原则上受限制的权利。于是，问题就在于当地镇政府对这批乌木到底有没有当然的所有权，亦即被掩埋于河道淤泥中的乌木是不是真正的无主物。尽管在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与大陆它依然是一种有关宪法权利的重要解释理论，但诚如许宗力教授所言，制度性保障学说往往与其他解释理论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其内涵有待澄清。既然国家为自然资源的所有者，那自然资源在国民中的公平分配→自然资源之合理利用→保护公民的自然资源利用权→防止滥采滥伐自然资源→维护自然生态平衡这一串相互勾连的职责，都得由国家这个经济主权者一肩扛起。

依照此学说，如果已有的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制度明文规定，乌木发现地的当地政府机构（作为公法法人）取得乌木所有权，那发现者吴高亮自然不得将这批乌木视为无主物，并宣称对其享有所有权。[56] 有关乌木系无主物的详细论证，可参见1，金可可文。

它们禁止立法者采取主权行为，也就是说，立法者不得打破现行法秩序。而本文所提出的制度性保障说是否同样面临着此等宿命，唯能留待学界同仁去评判。

抛开宪法其他规范条款孤立地对第9条第1款进行文义解释，结果只能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回首人类的法治历程和政治得失，有关立法者破坏现行法秩序、侵犯基本权利的现象，可谓不胜枚举、俯拾皆是。